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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2日，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·詹姆逊（Fredric Jameson）去世。他的中文名字可能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更“有名”：詹明信。

1988年在杜克大学教室的弗雷德里克·詹姆逊图/杜克大学

“烂写作”与真思想

“不发表毋宁死”，像紧箍一样，紧紧缠着在高校里“问学”的年轻人。发表然后获得荣誉，晋升和成名成家的途径仅此一条。为此，奖项也得一个个设立出来，每个奖项的首颁及首位获得者，要被热热闹闹地造一轮声势。1994年，一个新的“学术奖项”问世了，发起和操办评选的，是一本名叫《哲学与文学》（PHI-LIT）的杂志，不用说，它奖励的也是人文学科类，比如哲学和文学的写作。

第一位获奖者公布了。他的名字叫弗雷德里克·詹姆逊，杜克大学的教授，一位名声在外、大作不断的学者。他的获奖作品是于1990年出版的《可见的签名》，确切地说，是《可见的签名》里的第一段话：

“视觉本质上是色情的，也就是说，它的目的是让人如痴如醉、忘乎所以地着迷；如果它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客体的话，那么对它的属性的思考就是它的附属品；而最简朴的电影势必设法压抑自身的过度（而不是不辞辛苦地竭力约束观众），由此来汲取能量。”

这段话，英文原文63个词语，是一个带三个分号的整句。第一句里的“色情的（pornographic，淫荡的、色情的）”，很刺激人，随即“背叛自己的客体……附属品”就让人看不懂。摘出这一段话的评委说：詹姆逊先生真不错呀，一句话就让读者明白他们要面对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作品。他们宣布詹姆逊成为首届获奖者——这个奖专门针对“烂写作”。

“烂写作”奖一共只发了四年，詹姆逊却获奖两次。可见这位学者在《哲学与文学》的评委心目中是什么地位。他的《可见的签名》是一本电影评论集，讲实话，凭这么一句引文，不能否定这本书的价值，也不能说，詹姆逊是有话不好好说，故作高深莫测以博名。他说视觉在本质上是“色情的、淫荡的”，是说人们看到一些场景和画面，会产生不能自已的颤栗感，会觉得自己被压倒、被征服了；每一个看电影的人，都默认了自己要被宏大的画面和声音所冲击和束缚，尤其是，比方说在看到大银幕上的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的时候，或是在看《教父》时，看到汽车和马头爆炸的场景，观众们的体验，都可以说是一种“色情”的结果。

因此詹姆逊才说，“简朴”的电影，会主动抑制视觉的过度倾向，有意识地不追求轰炸观众的感官。但是，以大众的理解力和对理解的耐心，他这句开场白的确够得上“黑话”了。

“烂写作”奖在20世纪末的几年里颇产生了一些影响，1999年，著名的文化批评家爱德华·S.萨义德，公开谈到了学术写作中晦涩语言的问题，他以自己为例，说他在早年为了登堂入室，受到人文学术圈的认可，的确使用了不少晦涩的用语和表达（以1975年的文学批评著作《开端》为典型），但他越来越懂得，应该追求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对大众言说。萨义德还为詹姆逊辩护说，学者探索新的领域，为此创造一些新的表达法，正因其新，读者感到不适应、不忍卒读，这也难以避免。

语言的震惊效果

詹姆逊的学术写作开始得很早：1959年他在耶鲁大学博士毕业，两年后，博士论文出版成书时，他才不过27岁。过了十年，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》《语言的牢笼》问世，他正式成为文化研究领域受人瞩目的新星学人。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》的主要部分，研究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特奥多尔·阿多诺，詹姆逊上来就问，要是一个作者主张“公众的消失”，那么他为此写的书会由谁来看呢？

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，就像一个著名笑话所说的：某人举着一个烧瓶冲进化学实验室，声称自己刚刚研制出了一种可以溶解一切物质的溶液，“可你的溶液是用什么装的呢？”詹姆逊的回答是：用特殊材质的容器。这种特殊的容器，就是作者生造的术语和表达，它们读起来一定艰深晦涩，一定会让公众大呼看不懂。詹姆逊继续讲：这样的作者，只能坚持走“艰深晦涩”的路线，用让公众感到陌生的、艰深的、痛苦的表达，来分析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——就像阿多诺所做的那样。

阿多诺就是认可“公众消失”的。他所醉心的现代艺术，是高级的智力游戏的领域。这时，知识精英就和大众分开了，詹姆逊当然站在前者的一边，加入概念、术语、“黑话”的学术熟手之中，自己也当仁不让地写晦涩难读的书。漠视公众的书，不是写给公众看的，而是写给其他认可“艰深晦涩”的知识精英看的。这些人当然是极少数。

然而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傲慢狂妄。精英知识人的长处之一是对时代的感知，他们总是先于一般人，指出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。在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》里，詹姆逊讲到，在19世纪以前，公众能够接触到的语言，是比较简单的，词汇量少，一些普通的词汇，极少的描述，就能供人一辈子所需；而现在（当时是20世纪60年代）不同了，现在是“晚期资本主义”的时代，也是所谓的“后现代”，在其中，商业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视听环境，每天入眼入耳无数的话语，一个词一旦热门，其意义就被迅速抽空和烂俗化——在此不妨插句话，在中国坊间流传的“金句”里，能引起大众情绪反应的词语还剩哪些？我想“世界”是其中之一：“世界都安静了”“拯救世界”“认清人生的真相后依然热爱世界”“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……

詹姆逊说：在此环境里，严肃的作家们，被迫运用“语言的震惊效果”，必须把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，用自己的语言做重新的结构，或者，要从“心理的更深层面”来唤醒读者，既然读者已无法从语词抵达事物，对具体的事物也已感觉麻木。

对语言现象的这种判断，使詹姆逊无所顾忌地创造新词，使用新术语、新表述。他的句子往往长得像火车，主句结束后，用两到三个从句平衡，有时候，再用一个精辟简练的断语结尾，算是给耐着性子读到这里的人一点安慰。他肉眼可见的晦涩实实在在地“震惊”了人，但同时，对“后现代主义”这一玄乎其玄的概念，詹姆逊所下的描述和界定，比起其他人，尤其比起法国的利奥塔等人，更为清晰有力而又不失详细。

“后现代”诊断师和预言家

1982~1984年，他开始就后现代主义发表演讲，并给《新左评论》等刊物撰稿，简言之，詹姆逊叙说的后现代主义有这样几条特点：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界限被打破；风格上的模仿与杂糅大行其道；视觉图像占据主导地位，书面文字相应地黯然失色；图像杂乱得梦境一样，从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无深度——“减去了无意识的超现实主义”；还有一种普遍的文化怀旧（如古装剧和历史小说）与一种文化失忆症的奇怪结合，这种失忆症的作用是“把时间割裂成一连串永恒的当下”。

相信这些描述不难理解，有的还很熟悉，比如说，你不会不了解手机里小视频是怎么个“杂糅”法的，你也一定知道，有无数的人整天忙于把各种话语、音乐、画面、概念……剪辑到一起，做成一两分钟的“作品”。在接受这类作品时，人们是完全失忆的，完全不在乎作品中的某段乐曲应该放在怎样的背景下欣赏，也不在乎某句话当初的语境。人们只听从视觉的指挥，在每个无深度的、杂乱的画面上停留数秒。

1991年，詹姆逊出版了一部新的文集《后现代主义，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》。那正是苏东阵营解体、西方话语中充斥着乐陶陶的“历史终结论”的年代，而“晚期资本主义”（late Capitalism）却传达出了末日感；可是，细读其中的内容，便会知道与其说詹姆逊在给资本主义世界的乐观泼冷水，不如说，他是在给整个世界的转变鸣响警笛，在准确地预见21世纪人的体验。

“我只能就这一个重要的题旨揭示这一点：即历史感的消失。”他写道，“那是这样一种状态，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自身的过去的能力，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，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。只要想想媒体对新闻之无所不用其极：想想尼克松，甚至还有肯尼迪，如今是距今已远的人物。有人会企图指出，新闻媒体的作用，就是把新近的历史经验贬进过去之中，越快越好。于是，媒体的资讯功能，可能就是帮助我们失忆，是我们历史失忆症的中介和机制。”

这样的失忆，这样的“永恒当下”，正在每时每刻的此刻发生。如果说“失忆”之类的概念仍嫌晦涩，不好理解，那就再复习一下詹姆逊所指出的“后现代主义”的这两点特征：现实转化为影像，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。他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里就已采用了这样的语调，来说出他对“后现代主义”的体会：

“我们固然缺乏一种大祸临头的末日情怀，也未曾寄望神迹，产生任何对新生纪元的无端憧憬。面向未来，我们无法产生任何未来感，却沉迷于议论有关这个思想的完结和那个主义的消逝。”

在1994年的《时间的种子》中，詹姆逊又写下了这样的话：“对今天的我们来说，想象地球和自然的彻底恶化，似乎比想象晚期资本主义的崩溃更加容易。也许这是由于我们想象力的某些弱点造成的。”今天读这话，我们的神经足以被再次击中：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在宇宙中流浪，想象能源的耗竭、黑洞的扩张、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后果和异次元生命的君临，却无法想象，或是不去想象，在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。在（以事后之明看来）冷战走向尾声的时期，在苏联气息奄奄的时期，詹姆逊却以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的身份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声名：他坚决拒绝将接管全球的资本主义看作“历史的终结”。

詹姆逊在1991年还有一个预见，即，宗教原教旨主义有可能填补苏东留下的空缺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手。2001年的“9·11”事件证实了他的警告。

行文遮盖了洞见

不走运的是，詹姆逊的洞见，他对人的处境的关怀，总是被他的晦涩艰深、“不说人话”的行文夺去了风头。1994年发起的“烂写作”大赛助长了这一情形。《可见的签名》被拿出来示众，詹姆逊的另一本书《政治无意识》，在1997年被选中，其开头部分的一段文字，又一个典型的詹式长句，共90个左右的词语，获评一等奖。

评委给的评语继续讥讽：“从他备受尊崇的作品来看，他很难写出明白的文字，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文字。”有媒体称，奖项出来后打电话给詹姆逊本人，电话始终无人接听。有意思的是，另一位左派思想家朱迪思·巴特勒在获“烂写作”奖后，被40多家媒体报道，还被美国哲学界的同行玛莎·努斯鲍姆公开批评，巴特勒忍无可忍，1999年3月20日，她在《纽约时报》的专栏版上刊文为自己辩护。她首先把《哲学与文学》轻蔑地称为一个“文化上保守的小期刊”，然后她说，学术写作的表达，就需要制造困难和苛刻，这样才能质疑常识，质疑那些被大众不假思索地认为正确的道理——跟着媒体走的大众，是不会主动去质疑什么事情的，故此，左派学者要负起责任，用更新过的语言，引导人们重新看待熟悉的世界。

巴特勒的话，萨义德也会认同的。不过，詹姆逊从未回应媒体上的嘲讽。他的著作登上人文学科的指定书目单，折磨着芸芸学子们，大多数人，都是在大学里接触到“晚期资本主义”，甚至“后现代主义”这种概念的，在一个每个毛孔都冒着消费主义气息的时代，最爱阅读或者最有文化精神的人，顶多也就是以雅痞的姿态，把所有的术语都处理为时尚和谈资。除了著作不断外别无“卖点”的詹姆逊，也从未真正在美国“破圈”，跻身对大众文化有一定影响力的极少数学者之列。

中国情缘

在美国“郁郁不得志”的詹姆逊，对中国或许有一份特殊的情缘。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文读者中，很多都读过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》和《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》，尤其是后者，乃是詹姆逊1985年第一次访华时，在北京大学所开系列课程的讲义结集。这本书，与“艰深晦涩”毫不沾边，在“文化热”的巅峰时期，詹姆逊的清晰、广博、优雅和机智，在此书的每一段中都有所展示。为了来中国讲几个月的课，詹姆逊专门学习了汉语，在中国学生面前，詹姆逊竟能引用《聊斋》故事，来讲清“格雷马斯矩阵”这种枯燥的学术概念：一是“鸲鹆”，一是“画马”，在他对这两篇故事的阐释中，可以听到对安贝托·艾柯、萨丕尔、列维-施特劳斯等西方各路名家思想的准确提及。

就像一座随风摇摆的摩天大楼，詹姆逊能把20世纪60年代以来，各路重要的思想体系都纳入自己宽敞、灵活的学术计划之中。也许在他的心目中，中国人是特殊的一群听众和读者，他们对他是“识货”的，乐于翻译他、邀请他，视他为思想大师。在1982年的那篇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开创性演讲中，无巧不巧，詹姆逊引用了一位年轻诗人写的一首诗《中国》，那时，美苏两强的冷战对峙还在继续，而中国则刚刚进入一个新时期不久，借此诗，詹姆逊谈起了自己的期待：

“（这首诗）好像想去捕捉中国新的社会实验中振奋人的事物，这实验巨大且未完成，但新事物在世界史上前所难比：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，‘第三个’出人意表地诞生了……”